鲍里斯•瓦季莫维奇•康达科夫

　　语文学博士、教授，彼尔姆国立科研大学语文系系主任

　　1985年，我还是彼尔姆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刚通过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即将被派往国外担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但还不知道要被派往哪个国家。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搞清楚，原来是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要派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欣然应允。我虽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一直对这个历史悠久、伟大坚强的文明古国感兴趣。小时候，我喜欢读中国故事；长大后，愿意翻阅史料，看过长城、天坛和故宫的图片。

　　不久后，我便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与我同行的还有11位苏联教师，分别前往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的高校任教。我被分配到新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大学——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所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学生们可以接触到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接受高水平的教育。

　　我的中国同事

　　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我首先接触到的是从事俄罗斯研究的教师。他们都是精通俄语的卓越人才，其中一部分人曾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还有一些人在中国学习俄语。这些人性格迥异，但有很多共同点。一个特殊的称谓很快在我脑海中形成，我开始称这些人为—— “中国的俄罗斯学家”。

　　◎康达科夫的华东师范大学外籍教师工作证

　　我努力回忆我身边所有中国教师的名字，我的周围有那么多中国同事，名单也很长。我将列出与我交集最多的人。

　　外语系副主任余震球，负责俄语教学工作，他是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淳朴善良、细心耐心，按照中国的习惯，我一直恭敬地称他为“老余”。

　　朱逸森教授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著有研究契诃夫作品的著作，也翻译过很多契诃夫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俄语教研室主任——郑文樾。

　　许庆道教授是果戈里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著作的译者。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文化学者，后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任汉语教师，也是俄罗斯戏剧爱好者。

　　冯增义教授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著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著作，也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著作。

　　主讲俄罗斯文学的徐振亚副教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译者。也是他告诉我，如何用中国传统体操太极拳来强身健体。

　　曹国维副教授是俄苏文学优秀教师和翻译家，我和他探讨了很多关于俄苏文学命运的问题。

　　王冀刚副教授是著名的俄语语言学家，虽然他从未去过俄罗斯，但能讲一口流利地道的俄语。

　　童宪刚教授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杰出的组织者，后来成为上海一所高校的校长。

　　马岚副教授是一位非常善良、极富同情心的女性，有很强的幽默感，是施杰姆列尔作品的译者。

　　◎ 1986年6月，康达科夫与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和进修学者合影

　　还有许多帮助过我解决了无数日常生活问题的老师和翻译家，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比如，冯天向和施国安两位教授。这份长长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丁文礼、章昌云、姚亦飞、陈永苍、高维彝……这些“中国的俄罗斯学家”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在我离开中国后，与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保持着多年的联系。

　　那些已经离世的人将成为我永恒的回忆，一如1985年与他们初遇一般，如此善良澄澈的模样永远镌刻在我心房。

　　记忆中的“中国的俄罗斯学家”

　　“中国的俄罗斯学家”们都是学养深厚、内心充盈的人。他们不仅精通俄语，而且对俄罗斯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些聪明睿智、乐于助人的中国同行，随时愿意为我提供帮助，讲解中国的传统习俗，展示风景名胜，讲述城市历史。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所在的高校教师是这样的人。通过与其他省份的高校同行进一步交流，不难发现，这些高贵的品质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家们”共同的性格特征。

　　几乎所有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俄罗斯人都积极参与了俄罗斯文学作品翻译——有古典文学(普希金、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也有当代文学(特里丰诺夫、扎雷金、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人的作品) 。当时，苏联启动了改革，许多曾被禁止的文学作品随之问世，中国对苏联最新出版物的反应令我震惊——作品尚未在杂志刊印，就已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同行们着手翻译了。得益于中方教师们的尽心竭力，我在中国第一次阅读了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 1986年5月，康达科夫为中国学生授课“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文学作品”

　　随着与“中国的俄罗斯学家”的深入交流，我发现，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处理是多么认真：有时我会花几个小时与之探讨某个短语(甚至单词) ，以了解其深层含义和情感色彩，了解这些词会唤起读者怎样的情感共鸣。

　　中国大学的教学非常注重深入了解单词的含义。因此，他们会开设一些对我而言并不寻常的课程，比如“分析阅读”“综合阅读”，而非被苏联教师命名的“俄语”“俄罗斯文学”等。后来，我意识到，如此深入的文本分析、含义阐释以及与文本相关的读者的情感研究都源于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传统。回到苏联，成为语文系副系主任后，我也为我们的学生开设了一门类似的特色课程—— “文学文本分析”。

　　我的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他们是学习上的有心人，努力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知识。我很幸运，与两位硕士——贝文力(俄语名“瓦洛佳”)和王征(俄语为“季马”)共同学习和工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学生细心谨慎、坚韧不拔、对异国文化深度尊重的优秀品质。他们也成为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拥有过人的能力，都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愿他们再创佳绩，为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 1986年6月，康达科夫斯与进修学者合影

　　我的中国理想

　　当我回到祖国时，我意识到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中俄关系。起初，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但一直在继续，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也得到了彼尔姆大学领导层的认可。我随后的中国之行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间我们与多所大学进行了座谈，为中国学生和教师举办了讲座。

　　2021年，彼尔姆大学语文系招收了第一批“师范教育”方向的俄罗斯学生，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汉语教师。配套教材将于2026年出版，我们已陆续收到来自彼尔姆边区各地的入学申请。汉语正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外语。

　　我还有一些尚未实现的梦想：在语文系开设新的学科——东方学(以汉语为主要语言)，设立相应的汉学教研室。截至目前，比尔姆大学还没有设立孔子学院分支机构，而这将是我未来十年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