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首任中国驻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总领事

　　首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

　　今年是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25周年，其麾下的“老朋友俱乐部”亦活跃了快20年。我把自己记忆中的片段以及驻外工作生涯中或亲历或所闻的一些不连贯情节，以中俄友好赓续中苏友好为主线，串联成文，作为献礼！

　　苏联解体前，中苏党际、国家间半个世纪的交往，有过风和日丽，也有过雷雨交加，但外交战线上的双方老友不忘在工作交往中积淀深情厚谊，在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老朋友俱乐部”这样友好的活动平台，承袭中苏友好传统，致力于赓续中俄友好，是难能可贵的。

　　参加“老朋友俱乐部”有感

我于1995年5月从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岗位上离休，但却是离而不休，发挥余热，聚焦乌克兰民间事务。近年来，我才参加“老朋友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在俄驻华使馆举办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年轻老友”——俄罗斯驻越南大使特地赶来参加，令我很感动。俱乐部的中方成员大多是退休外交官，都是共事过的老熟人，但来自不同单位，且彼此“失散”多年不见，十分难得聚集在一起，亲切感人皆形于色。令我兴奋的是，与一位老朋友——原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万成才——不期而遇。王凤祥和王开文两位大使和老万是俱乐部的活跃分子。这两年由于疫情防控，中方俱乐部成员通过网络保持联系，彼此隔空问寒问暖，议论外交热点问题，为落单的居家生活增添乐趣。

　　◎张震为俄罗斯首任驻华大使罗高寿饯行

　　令我引以为傲的是﹕我是中苏友好的“过来人”(从1955年5月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直到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当了大半年的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临时代办) ，现在是中俄友好的积极分子，有年轻人所不及的优越性——对不同时期的友好关系具有特殊的回忆。其实，比我更能这样“摆谱”的，有原副外长刘述卿，今年他已97岁高龄；还有原副外长田曾佩和原大使郗照明，我们哥仨都是“九零后”同龄人；其余的八、七、六十岁不等，按现代标准算是年轻一代的。俄方成员相对而言更显年轻——有几位至今还在现职岗位上，比如原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阁下。

　　令我遗憾的是，如今的活动中再也见不到苏俄“中国通”领军人物——罗高寿老友的身影，犹记得多年前，他曾应我邀请来京相聚。正如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在2014年出版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封面上的题词“薪火相传，世代友好”一样，中俄友好积极促进者的队伍愈发壮大。

　　谈了“老朋友俱乐部”活动，不由得想起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使馆与驻在国双方外交官轮流举办“桑拿外交”的场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一时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但一些亟待解决的小问题可怎么办？双方高层外交官会见的机会较少，年轻外交官见面的可能性多一些，问题在于能否找到彼此认可，又比较随意的方式。我想起了苏联人爱好“芬兰桑拿浴”。经大使同意，特建了一间桑拿浴室，全套设备自芬兰进口。我寻找合适的时机与苏联外交官就这一接触形式进行了试探性的讨论。双方一拍即合，从此拉开了“桑拿外交”的序幕。洗“桑拿”时人们一丝不挂，不拘一格，坦诚交谈。现在“老朋友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年“桑拿外交”的参与者。这也是中俄友好赓续中苏友好的体现。

　　见证中苏关系“蜜月”时期

　　1947年我16岁，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心里就装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联共(布)以及斯大林；新中国成立后，未能预料自己能从旧社会的学徒工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而且我的外交生涯只与苏联(虽曾赴任乌克兰，但仍属于苏联范围)交织牵绊。每逢与中苏相关的节日，我由衷产生怀旧的愉悦，而每逢苏联解体日期，我又总是心怀莫名的惜别之情。如此三言两语很难表达我的心绪。

　　1955年至1962年，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中苏“蜜月”六载有余。“蜜月”期间，双方互惠互利。中苏结盟，既契合新中国的国际安全需要，也有利于苏联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就在这几年，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中国老一辈人认为，赫鲁晓夫不愧为斯大林援华决策的践行者。从1957年到1959年，尤其是前半程，双方合作格外密切。苏方对华开展全方位援助，落实了苏联援华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增加了贷款的数量，派遣了大批苏联专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一半在莫斯科、一半在北京制定的。

　　中苏友好在1957年达到高峰。毛泽东主席于当年10月率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在讲话中他表示全面支持苏联内外政策。同年同月，苏联决定成立苏中友协，并且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和州市建立分会，会长由斯大林时期曾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耶夫担任。苏联一直通过其对外友协统一办理其与世界各国的民间友好工作。苏方单独成立苏中友协是其重视中苏友好的标志性举措。苏中友协是个“半官半民”机构，即便在党际、国家关系微妙时期，各种友好活动从未中断。我经常参加其组织的活动，有幸与中苏建交的第一个见证者齐赫文斯基会长成了“忘年交”，与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库里科娃副会长成了“莫逆之交”。对此，我深感荣幸。

　　我一生中最庆幸的是，在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访苏期间，曾近距离接触毛主席三次。第一次是作为使馆武官韩振纪中将的翻译员到机场迎接，听见两人对话。主席说：“你是小韩，我记得你。”韩说： “是，主席，延安时我在警卫连。”我惊讶毛主席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第二次是毛主席到使馆接见全体工作人员，我是有机会与主席握手的少数代表。第三次是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与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聆听主席讲话，就是毛主席说“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次。这应该算是我个人在中苏“蜜月”时期的一次罕见的“沾光”。

　　见证戈尔巴乔夫访华

　　与邓小平同志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路线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一幕有趣的情节﹕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出访客机上巧遇戈尔巴乔夫，闲聊涉及苏联解体原因问题。戈尔巴乔夫郑重地表示﹕“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 ”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能否作这样的理解：他承认自己搞的苏联改革失败了，并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卡在了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谈判无进展。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后，谈判进程才发生转折性变化。在北京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同志说，您提出要消除“三大障碍”，我用了三年才解决，一年解决一个。

　　1989年5月底6月初，于洪亮大使要返京陪同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从中国驻列格勒(今圣彼得堡)总领事岗位上被紧急调回大使馆履行临时代办职务。我到机场送行并迎归戈尔巴乔夫代表团一行，有机会见证了中苏领导人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我依稀记得，戈尔巴乔夫启程时面色凝重，语音嗫嚅，说“此访很重要，……相信访问能成功。”而回莫斯科时，其面色透着愉悦，语气明快： “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应该说，我们和你们都感到满意。这次访问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看得出，戈尔巴乔夫珍视中苏友好事业的未来，怀揣对老百姓朴素的真心实意。

◎张震在莫斯科机场迎接访华归来的戈尔巴乔夫一行

　　◎新华社有关报道

　　中国的老友阿尔希波夫

　　戈尔巴乔夫访华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这自应归功于苏联主要领导人。但中国的老友阿尔希波夫来华“融冰提温之旅”对推动关系正常化作出了不可或缺的个人贡献。

　　阿尔希波夫的访华之行，中苏双方乐见其成。中苏关系风风雨雨五十年，当时在世的还有中国的好几位老一辈见证者，如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等，但在苏联仅有葛罗米柯和阿尔希波夫。中方对阿尔希波夫的重视，通过一事可见一斑。苏方曾提出阿尔希波夫以使馆客人身份访华，中方表示，如阿尔希波夫作为中方自己的客人访华，则表示欢迎，否则不便安排接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于1984年底成行。除中苏双方副总理级会谈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等老朋友。通过访问，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务实合作。

　　1969年双边贸易额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2亿瑞郎， 1982年回升至6亿瑞郎，而1985年则达到46亿瑞郎。我要强调的是，阿尔希波夫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个人贡献远不止于此，还有更精彩的——助力戈尔巴乔夫访华。

关于中苏党际意识形态之争，邓小平于1989年6月在北京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时给出了既利于外交又凸显务实的结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张震夫妇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合影

　　“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在来华途中，自称“晚辈”去见“长者”的戈尔巴乔夫谦虚地表示： “我年龄比您小，不想对此加以评论，指望您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既谦虚又符合外交礼节，这与阿尔希波夫为其成功访华做好政治铺垫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与中方会谈时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参考，阿尔希波夫受托为戈尔巴乔夫访华起草《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一文。

　　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阿尔希波夫成了使馆的座上宾。我和同事们也经常到其别墅做客。有一次，我和我夫人到其别墅去做客。交谈话题只要涉及他在中国工作或与中国同事的友好交往，他就滔滔不绝讲个不休，有时还会溢出兴奋的泪光。给我的印象是，别墅很简朴，陈设亦一般，然而数个礼品柜格外醒目，里边摆满了中国产的手工艺品。他如数家珍地向客人介绍，哪件纪念品是哪位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中国有一句俗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阿尔希波夫柜子里的这些小摆设凝结着中俄老朋友之间不可磨灭的深情厚谊。

　　与叶利钦的“神交”和直面

此标题引号中的神交二字，是指叶利钦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之前与戈尔巴乔夫的微妙关系。这引发了使馆的关注。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同志应邀访苏。此访准备过程中，苏方“转告”中方：叶利钦要求安排与江泽民同志会晤，戈尔巴乔夫说这要由中方来定夺，他个人没意见。中方回说：如苏方同意安排，中方没有异议。皮球就这样被踢来踢去，双方都不接。

　　◎王荩卿大使向叶利钦递交国书(右五作者作为公使衔参赞参加仪式)

　　与叶利钦面对面，是“货真价实”的。那也是一个小故事成全了我。王荩卿大使是在苏联解体前不到一个月到任的，未及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苏联就解体了，而向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递交国书又耽误了时日。大家开玩笑说，既非驻苏大使也非驻俄大使，成了少有的“无任所大使”。王荩卿大使向叶利钦递交国书后在归途中笑着说：原以为叶利钦满脸横肉，看上去很凶，不料他是个“до6рый дядя ”(好心的大叔)。我理解大使的意思，他可能觉察到中俄关系出现了好兆头。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中苏关系虽实现了正常化，但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有心人会注意到，当年中苏双方迈出试探性一步时，都不着痕迹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俄罗斯为其继承国，中俄关系向何处去？针对意识形态多年来干扰中国对外政策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据此，中国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外交方针，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开展正常交往。

　　◎张震(右一)与苏中友协荣誉会长齐赫文斯基、副会长霍莉卓娃合影

　　叶利钦主政俄罗斯，我的工作岗位已从莫斯科移至基辅，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俄罗斯——我的第二故乡，尤其对中俄关系怀着热切的希望。我的希望非但没有落空，反而实现了飞跃。正是在叶利钦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期间，中俄关系四年内上了三个台阶：1992年，中俄双方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双方明确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6年，双方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标志着两国关系又一次实现了质的飞跃。叶利钦总统曾两度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中国领导人没有教条式的东西，过去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俄国有中国这样搞改革的共产党，他不仅不会禁止，还要支持。可以看出，叶利钦是一个勇于“结束过去”、敢于“开辟未来”的国务活动家，以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审视中俄关系。中苏友好顺利地传承为中俄友好，叶利钦功不可没。

　　怀揣俄罗斯“友谊奖章”赴任乌克兰

　　我告别莫斯科去往基辅前夕发生了一幕感人至深的友好场面。1992年2月上旬，赴任驻乌克兰大使前夕偶然得知，苏联对外友协决定授予我一枚“友谊奖章”，将于日内举行授奖仪式。苏联已解体，其友协推出此举，不免令我感到惊讶。授奖仪式简朴但隆重，设有主席台，台下坐有五六十人。苏联对外友协副会长霍莉卓娃代表其会长捷列什科娃(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宣读授奖决定，并当即授予奖章。

　　我以为仪式到此即结束，这时台下一人向我提问：“您即将就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中苏友好就是中俄友好，是一体的。您一向关注着友好事业，但今后将何以处之？”

　　我当时回答的大意是：苏联是解体了，但我在“我的第二故乡”工作了那么多年，与曾经的苏联和苏联人结下的情缘是难以割舍的。坦言之，作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我首先将关注中乌关系，但保证不会做有损于中俄友好关系的事。

　　言毕，全场掌声雷动。我至今记得，这个提问者名叫梅利尼科夫，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

　　普京第一次出任俄罗斯总统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年”活动中，我曾与捷列什科娃女士相见，畅叙友情。当提及她领导的苏联对外友协授予我“友谊奖章”时，她敏捷地回应说：那是苏联解体后授予外国友人的唯一奖章。虽是她个人提议授予中国友人的，但不是她的个人决定。